马克思的理论的充分性问题，必须建立在其诸范畴及其对象的性质所具有的所谓历史特殊性上。我们已经看到，依据他的范畴性分析，马克思试图借由一种深层的社会中介形式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形式由劳动建构，具有一种二重性，并造就了一种复杂的方向性辩证法。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分析被他清楚地认定为这一社会生活形式的根本特征的对象，并为其找到社会基础：他将表明，它们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些特征包括了资本主义社会必要性的准客观的、动态的性质，工业生产和工作的性质与轨迹，经济增长的特殊模式，以及资本主义特有的剥削的独特形式（和变动中的主体性形式）。
正是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特征，马克思的历史特殊范畴性分析的解释力，才必须被当作问题。我已经考察了他对价值作为一种财富形式以及一种社会中介形式的分析；同时，我也试图阐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抛开表象来看，是价值——直接劳动时间耗费的结果—而非物质财富，才是资本主义的支配性的社会财富形式。我已经表明，他的理论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在结构上被重构了，乃至它使得自己变得背离时代——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维度的辩证法，以及两者之间的剪压力所塑造的。由此，本研究试图澄清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性质和基本轮廓，以及它与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基本特质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仅仅在一个初步的逻辑层面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样一种理论必须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才能充分把握其有效性的问题。
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必须加以考察的重要理论问题。在阐述位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的核心的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时我提到，这一辩证法仅仅把握住了辩证法的深层结构逻辑。一个更为完整的说明，应当进一步考察人们如何建构了价值以及它如何运作，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尽管社会行动者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结构性形式，但在这些形式和社会行动之间，依旧具有一种系统性的关系。两者的中介在于，深层社会形式（如剩余价值)必然以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既表达又遮蔽了深层形式，并成为行动的基础。如上所述，要更为完整地讨论这一问题，必须重新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分析和第三卷中的分析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需要讨论，我们是否能够表明，在直接公开形式的基础上行动的人们重构了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深层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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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