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分评估其解释力之前，马克思的分析中还有一些面向需要得到进一步讨论。比如说，为了进一步探究资本主义深层增长模式是否能够被马克思分析中的辩证法—也即这一社会的建构性社会中介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所充分把握，我们就必须考察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流通进行的分析，以及第三卷中对流通和生产的互相渗透的分析。此外，这一考察必须基于我所强调过的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根本区分来进行。同时，这也要求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危机的结构性基础的分析。
如果我们要探究马克思的范畴是否有效地把握了资本扩张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质性变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变动性质这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一的话，这样一种分析就是有必要的。这一工作的重要起点，如我所做的，在于分析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他将这一范畴作为大规模生产组织的结构性范畴，而其所处的条件，则是劳动在现实中从属于资本。这一分析如果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础，来更为细致地考察我多次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即如下两者之间的可能的关系：一者，如马克思所分析的，是由资本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维度的辩证法所结构的工业生产；二者，是工业资本主义中大规模的合理化、官僚化的社会生产与行政组织。这一考察将会迈出重要的一步，它导向两种结论：第一，它将决定，马克思的理论是否确实能够提供一个基础，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与发展的质性变化；第二，它是否能够作为基础，来分析主体性——在思想形式和感觉形式中——的质性历史变化。由此，这一考察将能够作为一个起点，来分析上文所提及的资本主义的最近一次变迁，以及深化我们对过去几十年间的新社会运动的理解。我在这里所勾勒的社会中介理论，或许同样能够提供一个起点，来有效地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与种族的社会建构与历史变化。
第十章 结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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