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也是一种关于意识和主体性的社会理论，它的分析认为社会客体性与主体性是内在关联的。它的解释既依据特定的中介形式，也依据客观化的实践形式。然而，即使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理论，它也是历史特殊的：由于它对社会中介形式的特殊性的分析，马克思的理论指出，意识的内容以及意义的社会建构形式，都是为资本主义所历史特有的。它表明，意义未必在所有社会中都以同样的方式建构，因此，它质疑了超历史的以及超文化的关于意义，也因此是关于“文化”的建构理论。
赋予马克思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力量的，正是其历史特定性。马克思并未将其作为一种一般的、非特定性的理论，并声称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相反，他认为这一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建构形式不可分离。这一论述方式本身提供了一种有力的亦是隐含的批判，来回应所有如下的理论路径:它们将马克思以一种严格的理论方法处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面向的东西加以普遍化了—包括关于这一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一次复杂的理论尝试，它试图从其可能的转变——这一转变借由一种社会自反性的、历史特定的社会建构理论而发生—的立场出发，来把握这一社会。我们已经看到，举例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性动力、经济“增长”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和轨迹找到社会基础。他的分析内在地要求其他的理论立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特征提供社会说明。此外，它的这一做法还质疑了任何仅仅在技术层面上处理工业生产的路径，以及那些简单地预设了历史的存在，或是假定了一种超历史的发展的路径；这些对象在马克思理论的分析中，都被作为社会建构的、历史特殊的历史形式。更为一般地说，马克思的路径内在地批判了所有超历史的理论，以及那些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来把握上述两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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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