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意义上，在市场中绕上一大圈，只为了‘重新发现’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实在是荒诞不经。”①在曼德尔那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劳动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中是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所构建的。②
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性是非直接的，这一类阐释非常普遍。③然而，我们注意到，被他们表述为资本主义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或“属性”的东西，事实上是其分配方式。这一因素依旧处于劳动之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描述——它既是私人的又是社会的——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内在规定与外在规定之间的区别。④
上文所引的这些段落表明，当价值被阐释为一个市场范畴时，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私人与社会二重性的描述，便具有了这样的意思：劳动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人们“实际上”在为彼此劳动，大家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有机体的成员；但是，在一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所构造的社会中，这种劳动看起来是私人的，因为人们直接为他们自己劳动，只是间接地为他人劳动。只要劳动还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中介，劳动的社会性质就无法显现出来。然而，在这类描述中，“社会”仅仅是那些“私人”之外的东西，是那些据说属于集体而非个人的东西。没有人质疑这里所谓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是指什么，也没有人问过，这一类“社会”概念中所包含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对立是指什么。
这种阐释指出，克服资本主义包含了以一种直接的、非中介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来取代中介的形式。劳动由此得以直接实现其社会性质。这一类的批判分析站在劳动的“真实的”、直接社会化的、整体性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的个人化的、非直接的社会性质。更一般地说，这是站在非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关系的立场上，批判中介的社会关系。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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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p. 97。
②同上。
③ 见 Helmut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 1970), pp. 146- 147; Anwar Shaikh, "The Poverty of Algebra," in Ian Steedman, Paul Sweezy, et al., The Value Controversy (London, 1981), p. 271。
④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 W. Ryazanskaya (Moscow, 1970), p.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