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般的解释不同，马克思并未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或把它变得更为严谨，并用它来证明利润仅仅来自劳动。马克思所写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古典劳动价值论本身的内在批判。马克思处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揭示了它们未经检验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基础。由此他将这些范畴从超历史的财富建构范畴，转化为对资本主义中的财富形式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进行批判的范畴。马克思将价值分析为一种财富的历史特定形式，并揭示了建构这种财富的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由此，马克思指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也即以一种特定方式改变物质形态的有意识活动，无法用来充分把握创造价值的劳动。②相反，资本主义的劳动具有另外一个社会维度。按照马克思的看法，问题在于，尽管商品性劳动具有社会与历史特殊性，但它看上去具有一个超历史的形式，看上去是一种中介着人类与自然的活动。由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其基础建立在这种历史特定的社会形式所具有的超历史的外在形式上。
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以“劳动”观念为基础的分析和以资本主义劳动的具体与抽象的二重性这一概念为基础的分析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③。他勾勒了两种社会批判之间的差异：一种从“劳动”的立场入手，这一立场本身依旧是未经检验的。而对另一种而言，劳动形式本身成为批判性考察的对象。前者依旧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内，而后者则超越其上。
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从“劳动”的角度批判社会的基础，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要求对这一角度本身进行批判。因此，马克思并未接受李嘉图所设定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的目标：确立支配着社会财富在社会的各种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规律。①因为这种考察将劳动形式和财富形式视为理所当然。相反，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他重新确立了考察的对象。他的思考中心转向财富、劳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而不仅是分配形式。
第二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前提
65
① Capital, vol. 3, p. 954.
② “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Marxto Engels, January 8, 1868, MEW, vol. 32, p. 11.)
③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