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阐述这一悲观论转向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我将指出，它们说明尽管批判理论建立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的意识之上，但它未能跳出这一批判的那些最根本的假设。因此，对于这一理论转向的分析，一方面将澄清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将说明一种对现代社会而言更为充分的批判理论所需的条件。
我在考察批判理论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悲观主义看法时，将会尝试澄清其理论基础，这一尝试所依据的，正是我之前所讨论的那种区分：一方是从“劳动”出发的社会批判，另一方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批判。由是，这一路径将不会把批判理论的悲观论仅仅置于其宏观的历史背景中来加以思考，这一背景包括了革命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它们当然使得一种悲观主义的反应显得可以理解，但是，批判理论的悲观论分析的独特性，无法仅仅依据这些历史事件，乃至“二战”与大屠杀而得到充分的理解。虽然这些事件确实对理论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对这一分析的理解，依旧需要一种对其根本理论假设的理解，那些重大的发展正是以这些假设为基础而得到解释的。①我将展现，批判理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出现与加剧的悲观主义理论回应，是如何深刻地根植于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性质与过程的传统假设之中的。批判理论的建构者很早就认识到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变化了的形态学所具有的意义，并对它的一些方面做出了敏锐的分析。然而在他们的阐释中，这一变化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形式，其中没有任何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也因此不具有任何内在的历史动力，来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兴起提供可能。①因此，我所说的悲观论并非偶然，它并非仅仅表达了对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动的可能性的怀疑。相反，它是批判理论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远变化的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必然的悲观论；它所忧虑的是废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历史可能性—而不仅是其发生的必然性。②这一悲观论分析，意味着批判理论的基础本身出了问题。
98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关于历史变动对批判理论的直接影响，一个更为集中的讨论见 Helmut Dubiel, Theory and Politic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 trans. Benjamin Gregg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5)。关于批判理论的更为—般的处理，见 Martin Jay's pioneering work,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Boston and Toronto, 1973);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1978) ; Seyla Benhabib, Critique, Norm, and Utopia: On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86) ;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Melbourne, Sydney, Auckland, Johannesburg, 1980); Douglas Kellner,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Baltimore, 1989); Rolf Wiggershaus, Die Frankfurter Schule (Munich and Vienna,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