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检视这一必然的悲观论的基本前提，为此，我会考察波洛克与霍克海姆写于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一些文章，它们在批判理论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我将考察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是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的分析；二是在1937年与1941年之间，霍克海姆对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理解所发生的变化。围绕着社会矛盾这一主题，我将展现波洛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作，如何为霍克海姆的理论中的悲观论转向及其对社会批判之理解的变化，提供了内在的政治经济前提。更为一般地，基于对波洛克的考察，我将讨论批判理论的政治一经济维度与它的社会、政治与认识论维度之间的内在关系。①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波洛克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阐释，确实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并点出了其作为一种解放理论所具有的局限；但是，他的路径并未带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假设的深刻重审，因此，它依旧囿于其中的一些假设。之后我将指出，当霍克海姆采纳了一种在本质上与波洛克相同的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析时，他的批判理论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削弱了其在认识论上自我反思的可能性，并导致了其根本上的悲观论。在霍克海姆的悲观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以传统马克思主义前提假设为基础的路径所具有的理论与历史局限。
第三章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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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对矛盾问题的讨论中，我将处理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形式和动力，而非直接处理阶级斗争和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分析中的资本主义历史辩证法包括但不限于阶级斗争。由此，一种坚持认为社会整体性不再具有内在矛盾的立场，已经超越了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入整体性之中的论断。
②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部分代表了一个例外。他依旧试图寻找一种内在的解放可能性，即使他将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单向度的整体性。譬如在《爱欲与文明》(NewYork,1962)中，他试图借由将矛盾转移到精神形态的层面上，来寻找这一可能性。见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 85-95, 137-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