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有意识地试图与常理决裂的哲学家。在《论辩、政治与问题化：一次访谈》中，他说他的著作试图将当前社会现实中的某些方面“进行问题化处理”，但并不试图阐明另一种可能包含“恰当的和确定的答案”的政治(Foucault 1984，384)。他说“进行问题化处理”的意思是提出关于社会现象——比如犯罪刑罚或性倾向——的新概念和新描述，以打乱习惯性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在之前一次谈论他的历史哲学使用的方法的访谈中，福柯使用事件化(eventalisation)这个词来描述这一过程。他赋予该词几个意思，其中最重要的是“打破不言而喻”，有的事件被看作连续的、完整的历史的一部分，结果却证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偶然的，这时就会发生事件化(Foucault 2000，226)。
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哲学理解为创造概念，这等于是另一种与不言而喻决裂的方式。他们像罗蒂一样，认为哲学提供新的词汇和新的描述方法。但他们将哲学概念理解为表达纯粹事件的方法，也就是说事件永远是“未来的”，这意味着与现有词汇更彻底的决裂。这表明就哲学的实用功能和再描述政治而言，他们的意见一致，但这只是突出了他们研究政治和哲学的政治作用时各自使用的方法之间的差别。即便是在这里，在共同的背景下，罗蒂相对自满的实用主义和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批判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变得鲜明起来。他们都致力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政治或革新政治。他们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即哲学家的工作是“促进未来不同于过去”(Rorty1995，198)。德勒兹和瓜塔里坚持不懈地支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展开的批判，这可与罗蒂关心物质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相媲美。
第三章 再描述性哲学：德勒兹与罗蒂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