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还认为再描述政治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政治文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后者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主要关心的是公共政策问题，而在这种问题上再描述政治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实现我们的国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左派应该暂时搁置理论。它应该尝试痛斥其哲学习惯。”(Rorty 1998a，91)但是，可以认为罗蒂自己所举的那些例子表明了恰恰相反的观点，这些例子说明了他所谓的文化左派取得的各种进步。各种概念、历史和社会分析使得人们书写对女性、黑人和同性恋者的压迫成为可能，这些分析不是像下面这样进行的，即独立于现有词语的新用法、独立于后来对这些哲学概念——比如剥削、歧视和解放——的改变进行。这种知识活动使得创造新的描述方式成为可能，而这些新描述方式促进了公共态度发生改变，并且因此最终促进了法律和公共制度发生改变。即使罗蒂也认为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自由而非真理，但他认为至少就社会哲学而言，这一目的是借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这一概念框架实现的。他曾一度提出：“西方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可能已经完成了它所需要的最后一次概念革命。”(Rorty 1989，63，着重点为我所加)
第三章 再描述性哲学:德勒兹与罗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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