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高原》不再像《反俄狄浦斯》一样那么关注具体政治制度和实践的性质、依据或者对它们进行的批判。它拓宽、扩大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社会本体论，因此变成一种关于组装以及组装如何表现于整个人类历史之中的普遍理论。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最后一点儿残余都被从他们的通史中剔除了出去，因此
不像在《反俄狄浦斯》中那样采用野蛮人、粗人和文明人的传统更替，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共存的构型：原始群体，他们通过系列行事，在一种奇怪的边际主义中通过评价“最后”一项行事；专制社会，相反它们形成的是遭遇集权化过程(国家机器)的群体；游牧战争机器，它们若要控制住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会反过来将原来不受它们控制的这些战争机器据为己用；国家中发挥作用的主体化过程和战士机器，这些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相应的国家融合；革命行动的不同形式，每种情况中土地、界域和解域化的相对因素。(DRF 290,310—311)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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