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耐格里的访谈中，德勒兹提出哲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应对现在不可忍受的状况(P231，171)。这就提出了下面这个有趣的问题：特定的事态怎样会变成不可忍受的？认为不可忍受的状况将在某种程度上由以下两种因素历史性地决定，即通过什么机制统治我们和盛行的政治文化表达的理想和意见，这似乎合情合理。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要应对民主社会中不可忍受的状况，就难免要探讨其盛行的政治规范性。这也意味着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永远不能最终逃离不可忍受的状况。如德勒兹在他关于控制社会的讨论中所说，在权力体系中，其解放我们的方式和奴役我们的方式之间总是斗争不断(P241，178)。
在这一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德勒兹关于哲学政治任务的理解类似于福柯的理解，福柯说其谱系学批评的目的是弄清当今的思维、行动和言说方式之界限，以找到差异点或逃离过去的途径：“在那些被当作普遍之物、必需之物、必要之物赋予我们的事物中，独特的、偶然的事物和任意限制的产物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呢？”(Foucault 1997，315)福柯并不试图为背离既定思维、行动和言说方式提供规范性依据，而是更喜欢将用谱系学话语描述的界限同在他所处的当时中正在发生的特定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比如那些与监狱和性道德有关的变化。当德勒兹将哲学概念的创造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和群体可以进行的各种相对解域化或小民族生成联系在一起时，他表达的是同样的观点。这两种情况都区分了被理解为历史产物的当前现实和“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我们之所是——即是说，他者，我们的生成他者”(QP107，122)。只有联系潜在领域或德勒兹在谈及福柯时所说的“当前”(actuel)(参见第四章，第162页)才能理解这一生成他者。特定的生成他者过程将意味着个人和群体在应对当前不可忍受的状况或可耻的状况时进行的自我改变。这些自我改变并不总是会导致更好或更正义的社会安排出现，但是在特定民众所处的状况中，它们是唯一能够实现局部改善的方式。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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