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情况中，哲学会找到一种依据民众的精神及其权利观将自己再辖域化于现代世界中的方法。因此，哲学史的特点是民族特征，或更确切地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tarianism)，它们就像哲学意见一样。(QP100，104；着重点为我所加)
民主理想如何依据特定民众的哲学观念表达出来，这造成的限制等于是对民主理想在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和法律现实化的限制。德勒兹指出对当前民主化的第二种限制，它源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要求。他认为没有普遍的民主国家，因为“在资本主义中，只有市场才是普遍的”(QP101一102，106)。《什么是哲学?》中对当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描述与在《千高原》中的描述仍然一样：民族国家政体和经济制度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性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式”。就其本身而言，它们要服膺于该制度的要求，这对它们构成了限制。这表明互相依赖的关系甚至损害了这一全球经济体系中甚至最民主的节点，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独裁国家的行为。这也表明以人权的形式扩展自由主义维护公民之基本平等和安全的承诺，等于是添加了一些公理，这些公理和其他公理共存于资本的全球化公理系统中，“尤其是那些关于财产安全的公理”(QP103，107)。德勒兹提出，这些财产法规并不与个人的基本权利冲突，而是不让它们在特定的背景中发挥作用。因此，当基本的政治权利与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时，在没有公共资助的选举时，对所有的公民而言，它们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以下这些机制的缺乏——提供最低限度的医保、住房或教育的机制并存时，穷人最基本的福利权就被有效地悬置起来。因此这一反问句就颇为有力：“当穷人从他们的领地或贫民窟走出来时，哪个社会民主国家没有下令开枪？”(QP 103，107)这样极端的贫困和压迫状况也不是民主生活服膺于资本要求的唯一表现。德勒兹还指出像这样的“长期困扰着民主国家的自私与庸俗的生活”表现在“我们时代的价值观、理想和意见之中”(QP 103，107-108)。这是下面这一原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为什么“我们的民主国家”没有为反抗现在或形成新地球和新民众提供最佳的条件。这些社会中的民意常常体现了“资本家愤世嫉俗的感觉和情感”(QP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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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