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而言，如果我们将他们的著作看作对特定文化背景的干预，沿着他们通过将语言描述为当前的口令集合体建议的路线，那么以这种方式将他们的批判姿态普遍化就不合适了。如卡普兰自己提出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德勒兹和瓜塔里对边缘性和移植这两个形象的使用在何种意义上涉及“试图替换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沉积下来的大部分内容”(Kaplan 1996，88)。没有什么能保证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在所有的语境中都会有效。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概念的方式导致其批评效力主要内在于欧洲的文化想象。①将他们的哲学实践解释为非再现的和实用主义的，如上面概括的那样，这教会我们要有效地将变形、改变和解域过程反现实化，这需要适合具体语境的表达方式。这表明比喻这一问题与之无关。最后，它能让我们理解这些概念从根本上说具有多变性，能让我们将它们与它们的表达方式分开。有效的批评必须从下面这一假设开始，即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与这样的概念具有同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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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