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兰进一步称德勒兹和瓜塔里依赖欧洲中心论的他者形象而不是让他者为自己说话，因而固化了殖民主义话语：“第三世界扮演的只是欧洲对抗策略的比喻界限、想象空间的角色，而不是理论创造本身所在之处。”(Kaplan.1996，88)这一论点还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抗策略依赖于比喻:认为生成小民族需要“模仿现代性他者”的方式和模式”，就好像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起初认为生成女性需要男人模仿女人一样。①该策略不大合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面这一观点造成的，即认为它依赖于“模仿”小民族群体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把小民族或游牧这些概念看作比喻，那么这就不意味着进行上述模仿了。此外，这一论点认为两位作者不适当地普及了这一对抗策略，因此当他们建议“我们所有人”进行小民族生成时，他们不只是代表欧洲人和北美人而且是代表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这样说。照这样，卡普兰认为，生成小民族的策略只是对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大民族人物讲得通，却被“描述为对我们所有人'的命令”(Kaplan1996，88)。但是，在这里有责任的不是两位作者而是读者，正是读者认为一部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内部写就的、为反抗该文化传统而写的著作可以简单地移植到另一个语境之中，却不用经过重要的改变。当卡普兰称“总是将……他们方法的有效性普遍化”时，她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她就将隐含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批判姿态中的界限变成了一种缺陷(Kaplan 1996，88)。
第一章多变的概念、比喻和指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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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对这些批评的总结，参见Grosz 1994，163-164和173-179。关于近期更多女性主义者对德勒兹的哲学和游牧概念所做的回应，参见 Buchannan and Colebrook 2000，Braidotti 2002, 65 - 116, and Colebrook andWeinstein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