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无条件性概念与理查德·罗蒂的关于“真实的”(true)这个词的警戒用法这一概念有些类似。罗蒂将真实的这一警戒意义界定为“在下面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词的用法：我们对理由与真理进行比较，并说某种信念可能是正当的而非真理”(Rorty 2000，4)。①因为他承认理由的历史性，摒弃任何超验的真理概念，他用真实的这一警戒用法只是为了表明始终存在下面这一可能性，即我们现在认为是正当的事情在未来不同的受众面前可能并非如此。这是出于对“一种不可预测的未来”的考虑，它是要提醒我们这一点，即在我们现在认为是正当的事情和任何强烈的元语言意义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理”之间存在着差异。同样，对德里达而言，概念的有条件形式和无条件形式之间不可减缩的差异，再加上不可避免地参照无条件性，让我们想到背离现有的思想和实践形式是可能的、重要的。每当人们提出解构的目的或政治这一问题时，他就会表明对既定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感到“问心无愧”并不是件好事。换言之，他表明愿意怀疑或质疑人们目前认为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这是件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德勒兹和瓜塔里还有福柯一样，致力于福柯所说的“自由的未定工作”(Foucault1997，316）。在其他方面，虽然他们使用的哲学词汇截然不同，但是位于解构核心之处的批判冲动可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实用建构主义媲美。如我将在下面的部分表明的，他们都依赖于无条件性概念，都注意到内在于他们对未来和变化之可能性的条件的理解之中的规范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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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还可参见他在《实用主义，戴维森与真理》开篇的评论。(Rorty 1991b，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