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求削减对警察的拨款的呼吁中，隐含着一条长期以来试图废除工资的秘密努力的线索，这种努力与“家务劳动也要工资”(Wages For Housework)的持续运动并行不悖。为了厘清这两种要求之间容易产生的混淆，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Federici）后来在一本名为《反对家务劳动的工资》（Wages against Housework)的小册子中对这一信息进行了调整。正如苏菲·刘易斯引人深思地提出的，重点不是“获得收入”，不是为家庭劳动争取基本收入，而是“对工资社会进行攻击的过程。这是一个黑色笑话，一种挑衅，一种奋起反抗的姿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的理想。[3]同样，要求减少对警察的拨款，是以一种隐而不宣的方式朝一个废除工资的社会理想前进。
这些可能代表那些越来越多的无法负担基本生存条件免费医疗、水电气、住房和食物、结束不必要的暴力机构—的人的天然要求。这些要求合在一起，揭示了一个隐藏的乌托邦理想。有人或许将其称为“普遍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s)，即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服务应该免费获取，并且应该由民主决定和管理。但被剥夺者的要求比这更高。他们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教育、医疗、食物和福利，不仅能够保证生存，而且能够保证每个人的充分发展。每一种要求都是一个共有世界的折射，是一种与我们当下世界相反的愿景，而在当下世界中少数人享受富足，而多数人陷入匮乏。
[1] Adam D. Reich and Seth J. Prins, 'The Disciplining Effect of Mass Incarceration on Labor Organis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5 (5), March 2020.
[2] Joshua Clover, '66 Days', Verso Books blog, 2 June 2020.
[3] Sophie Lewis, 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Family, Verso, 2019,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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