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作家已经探讨过21世纪社会富裕可能采取的形式。如罗斯指出，社会富裕可能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实现其“审美潜力”，因此“世界不再分为那些有资格利用文字和图像进行艺术创作的人和那些没有资格这样做的人”。[2]或许社会富裕意味着一个相对智力自由和感情自由的世界。这并非用模糊的语言讨论一个不可能的幸福满足的世界，而是讨论感情和欲望不再升华为制造痛苦和驯服的规范性的危险形式。正如安德莉亚·珑·楚所说，我们能够宣称“消极的情感——悲伤、自我厌恶、羞耻、后悔”应该成为“与医疗保健和食品一样普遍的人权”。[3]与更大的物质安全相应，性别种类稀少的主导模式可能会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性别丰富性，“一百种性别都会各得其所”。[4]
然而，在后稀缺世界里，实现物质富裕所需的劳动力，即必需领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思考。19世纪博学多才的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认为，这样的秩序必须“在劳动自由的基础上建立社会”。[1]这并非意味着可以完全免除劳动。依然需要一些工作来维持后稀缺世界的秩序。可以肯定的是，“狗屁不如的工作”（bullshitjob）将被完全废除，而那些仅仅因为比机器完成更加便宜而让人类完成的危险工作将被自动化的机器完成。[2]但仍然会有大量工作要么超出机器的能力范畴，要么需要用来建立社会和生态纽带以维持人的幸福和防止人的异化。正如安德烈·戈兹提醒我们的，工作有助于形成各种共同体，并与其他类型的共同生活相平衡，例如倾向于自给自足的家庭。[3]基于这些原因，关于后稀缺社会的自由王国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重要讨论，还应该对哪些工作将是必需，以及如何组织这些工作有清晰的理解。
[1] Ross, Communal Luxury.
[2] Ross, Communal Luxury, p. 22.
[3] Andrea Long Chu, 'My New Vagina Won't Make Me Happy: And It Shouldn't Have To',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2018.
[4] Helen Hester, Xenofeminism, Polity, 2018, 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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