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回应的时代一个无责任的时代。“在观众和投票者的手中拥有最少的自主权。”恩泽斯伯格说。大众媒介最为出色的地方在于它的选择体系：它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就是公选制度。其中回应已经暗含在问题本身之中，就如同在民意调查中一样。言说本身通过一种拟真的迂回的回应回答了它自身。同时，在此，在交换形式的伪装之下，言说的专制就是权力的定义。罗兰·巴特就曾指出在文学中存在的同样的非交互性：“文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物主和顾客、作者和读者，无情地离了婚，文学体制维持了这种状貌，这标出了我们文学的特性。读者因而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他不与对象交合(intransitivité)，总之，一副守身如玉的正经样(sérieux):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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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并非是一个“对话”的问题，对话不过是两个抽象的言说者之间功能性的相互调节，其中没有回应，“对话者”并不在场，在场的只是被模式化的话语。
②68革命中即使占领了法国广播总部(ORTF)也不能改变什么，这场革命不过是“散播”了一些颠覆性的“内容”——如果当时能够将其整个地关闭就好了，因为它整个的技术与结构反映了言说的垄断。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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