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消费者的地位界定了这种放逐。一般化了的消费秩序不过成了这样一个领域：其中并不允许给予、补偿、交换，而只是试图去索取、利用(侵占，个体化的使用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消费物品同样也构建了一种大众媒介：它们回应了我们所描述的一般化的事物的状态。而它们的特殊功能变得不重要了：产品或者信息的消费是它们所构建的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禁止所有回应和交互性形式的产生。
由此，恩泽斯伯格所宣称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媒介使得大众对社会进程的参与成为可能，并且参与的实践手段掌握在大众自己的手中”，这一说法完全不正确。这就好像拥有一台电视机或者一个照相机就可以引发一种新的关系和交换的新的可能性一样。严格说来，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比拥有一台电冰箱或者面包机包含更多的意义。并不存在对于某种功能性的物的回应：它的功能已经在那里了，它自身已经是一个包含着回应的完整话语，没有给游戏留下空间，也没有给交互性留下空间(除非毁掉物，或者完全改变它的功能)。②所以，功能化的物，如同被媒介功能化了的所有信息，如同公共选举的操纵，控制着意义的断裂和显现，并监控着这一过程。在极端情形下，权威提供给每个公民一台电视机，但却没有预先给予任何电视节目来侵占它(假定这一权威自身没有被内容所迷惑，确信媒介具有的“劝导”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并确信需要控制信息的传播)。惊讶于国家通过电视对人的监控管理(如恩泽斯伯格提到的奥威尔[Orwell]①，《1984》)是无用的：电视，从本质上仅就其存在而言，就包含着一种社会控制。没有必要将电视设想为监控每个人的私生活的望远镜，它的功能比这更有效：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再互相言说，人们被孤立了出来，面对着一个没有回应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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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②对此，多功能性并不能改变什么。在所有形式之中的多功能、多规则、多元价值都不过是那个迷恋中心、迷恋标准化(单一等价)体系的一种反映。它是体系自身的症状的反映，是对潜在逻辑的解释。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