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批判的思想(例如，本雅明、布莱希特、恩泽斯伯格)将这一变化视为一种决定性的进步。媒介仅仅将那些“算不了什么的政治行为的本质显现”(恩泽斯伯格)现实化、强化。这显然与那些说教的革命概念相一致，进一步说与那些“进入意识中的辩证法”相一致，等等。这些理性的思想已经舍弃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它们已经继承了启蒙运动中播撒光明(传播)的民主的(在此为革命的)特质。在它说教的幻象中让自身的政治力量依赖于媒介，等待着媒介力量的显现它忽略了媒介自身也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着某种政治行为，即“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行为。一个有趣的事实在此可以被用来作为证明：当下涌现出各种进入到政治领域中的行为(集中体现在本雅明的观点中，即艺术品通过复制进入到了政治阶段)。巴基斯坦的运动浪潮、美国的黑人运动、被酒吧老板射杀的年轻人等等。这类事件，曾经是很微小的，并且是非政治的运动，现在却突然发现自身在媒介的传播力量中被赋予了社会的以及“历史性的”光环。新的政治行为凝结在这些被冲突化了的事件之中进入了编年史。毫无疑问，这些事件所具有的这种政治性意义是媒介赋予的。这些各类事件粗略地看来如同一种“象征性行为”，但它们参与到相同的政治意指关系中了。毫无疑问，对它们的接受是模糊而混乱的；如果说依赖于媒介，政治在“各类事件”(faitdivers)的范畴下再现出来，那么同样依赖于媒介，“各类事件”的范畴整个地入侵到了政治之中。进一步说，这些事件在媒介影响的扩张下改变了:它们由一些平行的范畴(来源于年鉴或者大众的编年史)被卷入了一个富有神话性的阐释系统，一个封闭的意指关系的模式体系之中，没有任何事件可以逃脱这一体系。大众媒介化：这就是它的精髓所在。媒介不是一组传播信息的技术，而是模式化的强制。麦克卢汉的公式值得重新审视：“媒介即信息”给作为一种技术结构的媒介自身带来了意义的变化。在此，我们又面对着技术的唯心主义。媒介(Medium)的本质就是模式(Modéle)。进入媒介的视野，并非指被报纸、电视或者广播所关注，而是指被一种符号/形式所重述，在一种模式中获得阐发，被一种符码所操控。这就如同商品并非被工业化生产出来，而是被抽象的交换价值体系所控制。因此，在媒介的符号之下，“各类事件”的范畴与政治，以及它们在传统意义上的分裂都具有形式上的优先性，它们被共同整合入了一般的符码之中。奇怪的是，没有人将这种社会化的策略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体系。对于这一点，再一次，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例子就是选举系统(le système électoral)的产生。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少过那些确信自己能够在这一体系中进行革命的人(过去是一些伟大的人物，今天则是一些小人物)。历经数代的起义、暴乱的神话都成了革命的范例。68革命，通过媒介散播到了法国的每个角落，无疑是将这类危机推上了顶点。实际上，在此危机被释放了，在扩张中被窒息了，因此也就归于失败了。确实，数百万工人开始罢工。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应对这种被“媒介化了”的罢工，它被传播、被接受为一种行动的模式(不管是通过媒介，还是通过工会)。被抽象为单一的意义，罢工本身将那些局部的、越轨的、自发的行动形式中立化(尽管并非如此)。法国总工会无法违背这一趋势。他们将这一阶段视为政治行为的一般性，从而终结了革命行动的独特性。今天这种罢工成为工会对付那些非法罢工的有效手段(以适当控制罢工规模的方式)。
216
① 由此，对于本雅明(参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来说，被复制的作品越来越成为为了复制性而“设计”的作品。根据他的观点，艺术作品已经由一种仪式演变为一种“政治”、“展示性的价值”(valeurd'exhibition)从根本上变革了艺术作品及其功能。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