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意指关系的理论充当着一种传播理论的核心模式，符号的任意性(意义的压抑的理论图示)在转变为传播和信息的理论图示的任意性过程之中，进入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范围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不仅在社会实践(其特质包括传递者的垄断，接收者的无责任，交换双方的区分，以及符码的强制[diktat])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媒介的革命性实践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很显然，那些试图颠覆媒介内容的人最终只是强化了信息作为一种被隔离的概念的自主性，以及由此抽象的传播的单向性。
控制论的幻象
恩泽斯伯格对现存世界的非交互性的感知，使其确信媒介层面的革命可以缓解这一形势，而这一革命曾经使确定性的科学以及认识论中的主客对立发生了混乱，持续地进入了一个“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媒介可能将所有相互作用的结果都考虑在内，由此来破除垄断，将每个人整合入一个开放的过程之中。“意识工业(industrie de la conscience)的程序中包含了它们自身所唤起的结果、反映以及相互关联……由此它们不是被视为一种消费方式，而是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①现在，这种充满诱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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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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