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被符码所构造，被内容所决定。这些“概念”每一个都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与其相对应：指涉性的、诗性的、应酬寒喧等等。①每一个传播的过程由此都被归入了一个单一的意义之中，从传递者到接受者：后者可以反过来成为传递者，同样的过程被复制了。由此传播总是被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整体，其中的两极相互排斥。这一结构成为客观的和科学的，因为追随着方法论的规则:将整个过程分解为一些要素。实际上，它满足于既定经验的形式化，一种源于现实性和活生生的经验中的抽象，也就是说：一些意识形态的范畴，表达了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在其中，一方可以言说，而另一方则不能，一方有选择符码的权力，而另一方则只有默认和受限的自由。这一结构建筑于任意性基础之上，这种任意性就如同意指关系的任意性一样:关系中的两极由于被称为信息的客观化内容，人为地被分割并被重新整合起来。二者并不存在交互性关系，也不能相互依存而共同存在。②因为每一个都在它与信息或者符码的关系中来确定自身，“中间物”分别存在于二者之中(符码在“每一个”中都存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正是这一距离表征了信息所具有的完全的和自主性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它的交换价值)。这种“科学的”构造植根于传播的一种拟真模型(modéle de simulation)之中。它从一开始就去除了对话者之间的交互性与敌对性，以及它们交换的模糊性。真正围绕在其间的是信息，具有符号性的内涵，可以被读出，并只能有一种解释。符码的编制者保证了这一解释的唯一性，并且编码者与解码者的地位是相同的。就此看来，上面的公式通过一种形式上的一贯性保证了它作为传播唯一可能的图示。但一旦将不定性放置到关系之中，整个公式就被瓦解了。不存在一种不定性的符码；没有符码，更没有编码者与解码者：那些跑龙套的都退出了舞台。甚至信息本身也成为不可能的了，因为它也不得不仅被界定为一种“发送”和“接收”。似乎只有形式化仍存在着，避开了这场灾难。凭借的是它的“科学性”。而其后支撑它的则是符号的恐怖主义。在这种指导性的图示中，符码成了唯一的言说者，通过传播中两极的分裂以及对于信息阐释的唯一性(或者模糊性、或者多样性，都不太重要：通过一种非不定性)来实现符码的交换和再生产。(同样，在交换价值的体系中，并不是人在交换，而是交换价值体系通过他们再生产自身)。所以，这个公式给予我们的是一个稀释的模式如此这般的一个社会交换的完美缩影，符码的抽象、强制的合理性与分裂控制着它。科学的客观性也对其发挥着同样的控制作用。
①参见罗曼·杰克森(RomanJakobsen)，“封闭的陈述:语言学和诗学"(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载萨巴克(T.A.Sebeok),《语言中的风格)(Style in Language)(Cambridge, Mass:MLT. Press, 1960),第 350—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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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两者不能相互存在，以至于有必要创造一个范畴：“关联”(contact)，它在理论上将其重新整合为一个整体。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