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重复一遍，在象征交换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共时的回应。在一个信息的两端不存在传递者，也不存在接收者，由此也不再存在任何“信息”，也不存在在某个符码的控制之下在唯一的解释路径中解码任何信息。象征性坚持打破“信息”的唯一阐释，恢复意义的不定性，同时也终结了对于符码的反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评估翁贝托·艾柯(UmbertoEco)的假设。①概括他的立场：改变信息的内容是于事无补的；必须要改造阅读的符码，强加入其他解释性的符码。接收者(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接收者)在这一最本质的层面上介入了，他将自身的符码与传递者的符码对立起来，他逃脱了被控制的传播的陷阱，创造了一种真正的回应。但这种“颠覆性的”阅读究竟是什么呢?它还是一种阅读吗？它还是一种解码吗？是对单一阐释的逃脱吗？那个对立的符码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是另类符码(minicode)(一种不含利益倾向的习惯用法)?或者，它是另外一种源自之前的控制图式的另外一种阐释的控制图式？但不管怎样，所有说明都不过是一种文本的变化。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艾柯的视角：68革命之后那些颠覆性的涂鸦广告。涂鸦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代替了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种话语，而仅仅因为它就是一种当时当地的回应，打破了被媒介所阐发的一种无回应的状态。它是否与另外一个符码相对立呢?我并不这样认为：它只是粉碎了符码。它并不试图引导自身作为一种文本的解码来与那些公共话语对抗；它将自身显现为一种超越。那些充满智慧的词汇(lemotd’esprit)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颠覆性的话语；它并不是在另外一种符码之上产生的，而是对主导性的散漫的符码的一种即时解构。它消解了符码的范畴，消解了信息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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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翁贝托·艾柯(Umbeto Eco)，《结构的缺失》(La Struttura assente,Milan: Bompiani,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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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