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价值的标记，物的应用不是一种理性的操持，而是在带有宗教色彩的炫耀中显现出来。因为它是一种资本，所以它必须能够产生效益。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物不再是一个纯粹地被物恋所迷恋(fétish)的物。①一般说来，功能中的技术具有了强制力。有必要去见证一下那些被操控的物，以及为某些目的服务的物。物与其说是具有客观的理性，不如说是具有某种神性(mana):如果物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它将失去其潜在的力量。使用价值再一次成为交换价值的最终根据。事物必须要服务于某种目的：获取收益的生产不是一种经济的功能，而是一种道德的强制。同样，在社会阶层划分中也存在同样的逻辑，电视-物，除了作为一种传播功能之外，它的价值就是这样被评估的，即人沉迷于一种被体系化了的、无选择的观看之中。电视每天晚上都被观看，不同的但也是连续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由于电视-物没有理性的经济计算规则，因此人们就热衷于隶属于一种非理性的和形式上的经济规范：一种绝对的时间量上的使用。显然，这种被动的长时间的观看事实上需要一种极为艰苦的忍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依赖数量的投入(如同电台中的游戏，只能依靠死记硬背和碰运气)①。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并不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看电视，其本身就是具有自发性的、较为高级的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并不媚俗于生产效益的潜在强制性)，在这一行为之外，反倒失去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它由此倾向于显现为一种愉悦、一种兴趣，一种“自由”的胡思乱想，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但这种被强制的愉悦对深层的批判构成了挑战，即来自一种边缘文化的批判，毫无疑问，这种文化从未被纳入体系之内(除了在一些抱怨中还隐藏着一些批判：“这些内容——让我们感到无聊”，“他们总是播出同样的东西”——在拟像中，较为优越的文化形式以缺席的方式被显现出来，例如：对节目的品评、评选等等)。
①物恋的价值是物的纯粹的表征声望的价值，一种不依赖于它的功能的神奇的回馈(prestation)，它只在很少的地方还能够发现(逐渐被我们冠之以“前逻辑的想象”，尽管其实它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逻辑问题)，例如，在非洲丛林中，一个破的电视机、吸尘器或者手表，或者没有了油的汽车都仍旧是一种表征声望的要素。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