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被购买究竟是为了文化构建的目的，还是仅仅为了娱乐和影像？毫无疑问这一问题在现实的社会领域内被遮蔽了。事实是购买电视机不仅仅是出于兴趣和娱乐它们总是受到社会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对一致性和声望的指认(“指认”这一术语在此应该保有它作为道德律令的所有价值)被激活了，电视机被强制接受(就如同冰箱、汽车、洗衣机一样)。再次回到斯图尔特·密尔(StuartMill)那里，在他看来，如此这般地对物的占有就其自身而言是为人的社会化服务的：作为一种社会成员的证明，电视是被认可的标志，是被整合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合法性的标志。就这一层面来说，几乎是出于无意识的回应，正是物本身成为问题的焦点，而不是物的客观功能物不再有什么客观功能，它只有一种证明的(preuve)功能。它是一种社会性的展示者，同时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了价值：它被显露出来并且被过于显露出来。在中产阶级(以及更低的阶层)的家里可以发现这一点，电视机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它以物的身份受到关注。
如果我们认定一个人会不自觉地将他所有的社会行为都集中在财富的积累之上，特别是集中在获取成就的努力之上，集中在象征性的支付之上，诸如纳税，而这些努力都是通过对物的获取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对一般的电视观众面对电视所传达的内容表现出来的“被动”接受的态度，也就不会惊讶了。根据一种天真的评价标准，购买被认为是一种满足，由此被视为一个被动的过程，因而，文化的“行为”需要使用者。这一结论对于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来说也许是无效的，但对于较低的社会阶层来说则是完全真实的：所有的活动都用来或者将物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来支配，或者将其作为一种资本来支配—对物的操持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满足，一种真正的享用，一种收益，一种社会义务的履行。因为物成为一种价值的标记，因此它只能成就一种神奇的经济体系(参见莫斯及其象征交换的价值)。因为物被视为一种资本，因此它只能带来一种可计量的收益。在这两种情况下，物都不能产生一种自为的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需要从另外一种价值体系中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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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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