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层面，基本需要假定人不能被这些需要所异化：只是被剥夺了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
这种生物-人类学的假设直接基于一种不可解决的分裂，即有所谓基本需要与次级需要：超越了人的生存，人不再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而正是在这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需要才成为“社会性的”；由此，需要将被异化、被操控以及被神秘化。一方面，人受到社会的以及文化的约束，另一方面，人同时又具有自主的、非异化的本质。正因为注意到了这种区分，人们驱逐了次级需要中的社会-文化的束缚，由此进行一种还原，在生存的基本需要的背后，存在着人的本质：这种本质的基础就在自然之中。而这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多种存在形式，例如唯灵主义(spiritualiste)的或者理性主义(rationaliste)的。在唯灵主义者看来，基本的与次级的需要分别对应于对物质的追求与对物质的超越(对于这一点，可参阅瑞埃[Ruyer]的《精神养料》[La NutritionPsychique])。而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基本的需要是一个客观的基础(由此是理性的)，而次级的需要则是主观变化的(由此也是理性的)。但这些不同的解释方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将人在本质上或者在理性的视域下视为优先的存在，而社会不过是一个次级的存在。
然而这种所谓的“最终的人类学底线”并不存在：它只是因为过剩而产生的剩余神圣的献祭、牺牲的用度、奢侈性的花费、经济的利润等等。正是这种奢侈性的支出，以否定的方式确定了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而不是相反(那只是唯心主义的幻想)。在富足社会(la richesse sociale)的各个地方，在超出了财政收支平衡以及最低生存标准之上，存在着盈余、利润、献祭，以及诸多“无用”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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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