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一点，在政治的层面上偏离了对消费的分析：有必要克服蒙蔽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的对消费的理解，在其中，消费被视为一种产生欲望和获得满足的过程，消费成了一种消化功能的隐喻——由此整个消费都依据一种原始的冲动而被自然化了。在此有必要超越这种强大的想当然的观念，消费不仅要在结构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交换体系和符号体系，同时还要在策略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权力机制。现在，消费问题并不能在需要的概念中得到说明，同样，需要在性质上的转变，或者需要在数量上的增长也都不能阐明消费问题：因为所有这些现象不过是在个人层面上，在生产主义的语境中，在极权主义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驱动下所特有的一些效应，从而使人们将消费想象为一种休闲、舒适、奢侈等等。简言之，这些现象将个人仅仅视为一种生产的力量。而需要体系必须强迫个体自由、快乐，这就如同生产体系中再生产的功能性要素以及权力关系对需要体系的强制要求一样。由此引发了一些隐蔽的功能，这些功能所依据的是劳动力的抽象化原则及其极端的“异化”。而这种抽象化和异化在过去是如此，在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一体系中，需要、消费者、妇女、青年、身体等等的“解放”确切地说总是需要、消费者、身体等等的“变革”(mo-bilisation)。从不存在爆发性的革命，而只有一种受控的解放，一种获取最大利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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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帮助并没有其他的途径。
第二章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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