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应认为，“消费不过是生产的一种功能”：相反，消费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结构模式。从这一点来说，在从“基本”需要到“文化”需要，或者从“初级”需要到“次级”需要之间的历史阶段的过渡中，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奴隶获得了能够吃饱肚子的保证仅仅是因为那个体系需要奴录劳动。当代社会的公民发现自己的“文化”需要能够被满足，仅仅是因为体系需要他们的需要，在此，个体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了。换言之，同样是为了生产秩序，但如果其保障生存的方式却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剥削，那么也就没有什么需要的问题了。①需要尽可能地被控制着。然而在必要的时候，它们马上会被改造为一种压抑的手段。②
受控的反升华
资本主义体系从来没有在尽可能的限度内阻止过妇女和小孩去做工。在绝对的压迫之下，这个体系最终“发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以及诸多民主原则。学校教育不得不一点点地被接纳，只有将自身建诸整个体系之上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普遍的——就如同普选一样——从而成为社会控制与整合的一种有力手段(或者作为被工业社会同化的手段)。在工业化阶段，劳动者的最后一滴血泪都会被毫无愧色地榨取。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资本家们没有将需要视为发展所必需的要素。由此，资本不得不面对一个由它自身产生的矛盾(过度的生产，下滑的效益)，而它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则是通过破坏、赤字、倒闭等方式来整个地重构它的积累。它由此绕过了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有可能质疑既有的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一旦当矛盾接近不可调和的边缘时，资本早已经发现了个体作为消费者的秘密。个体不再仅仅是拥有劳动力的奴隶。它确实也进行生产。挖掘出这一点，资本也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农奴:作为某种消费力量的个体。①
90
①一个假设:因为基于单个人之间以及等级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力量自身是不充分的，所以劳动自身只有在社会的秩序(特权以及控制结构)需要其存在的时候，它才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存在。劳动的剥削最终产生于社会的秩序。而女性由于仍被拒斥在劳动之外，因此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的颠覆力量。
②然而，这种需要的出现，不管是形式上的还是被征服的，对于社会秩序来说都不是毫无危险的—这就如同任何生产力的解放一样。需要除了成为一种剥削的方式，同时它还可能是最为激烈的社会矛盾的源头。谁能说清这些历史矛盾的出现以及这种新的生产力的剥削，即需要所带来的矛盾与剥削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92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