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一叙述（普斯通主要将其作为历史背景，而不是作为论据）相反，全球时间系统改革这一故事揭示出，抽象时间并非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过程逐渐问世，并在全球范围的进程中最终被标准化的一个特定实体或数字。普遍的、统一的，以及抽象的时间，是被积极地塑造与重塑，并在一个或许称得上悠长的、艰巨而困难的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这个过程比通常假定的时间要长得多，并且它远非一个独立的变量，而是依赖于各种物质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现实。因此，直到20世纪头二十年为止，对很多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理解抽象时间依旧有着无法克服的想象上的困难。截至此时，无论是在公共与私人的时钟上所分派与显示的新的、统一的时间，还是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capitalism），都没能催生出一个使用同质、抽象时间的世界。
时间是一个如此宽泛的主题，以至于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在，已经有很多著作书写了它的方方面面。所有社会都以某种形式或别种形式，感觉到了标记时间的需要。它们发明了或是简单或是高度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工具和仪器，以满足这一愿望。相应地，这些有关时间的著作背景各异：作者是研究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科技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等等。历史学家经常将“时间”主题与大卫·兰德斯（DavidLandes）、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和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讲述的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经典故事联系起来。兰德斯的著作至少讲述了三个故事：为何欧洲人在中世纪发明了机械时钟？为何中国人没能发明出来它？为何最终是在18世纪的欧洲和19世纪初的美国出现了现代手表行业？兰德斯的叙述渗透出一种胜利主义的信念，庆祝欧洲人的天才，在面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短板时取得的成就。严格来说，这部作品并不能作为以跨文化和比较的视角书写时间的历史的典范。卡罗·奇波拉的小书描绘了14世纪欧洲机械时钟的扩散过程，以及它们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与日俱增的复杂程度。在关于中世纪和近世的时间的论述当中，雅克·勒高夫的论证是最有见地和最具持久性的。在一篇短文章中，勒高夫提出，在14、15世纪的欧洲，随着商业市场社会的出现，对时间进行标记的有用性也随之不断增长。因而出现了工作钟（work bells）、塔钟（tower clocks），以及其他视觉的或听觉的、表示不同时间的信号的扩散。自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与时钟的扩散、时间意识的不断增强密切相关。这种时间的实践和观念在随后几个世纪传播的广泛程度，以及资本主义被这些发展所推进和对其密切依赖的程度，则是勒高夫没有着手处理的另一个问题。 24
导言
英文论文标题中的Work Discipline疑为Work-Disciplinc之误。——译者注
\*以上术语的翻译参考了E.P.汤普森的著作《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至第442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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