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伊始，秘鲁仍然缺少一个统一时间，而秘鲁人对这个话题表现出不间断的兴趣。1907年，利马地理学会（Lima Geographical Society）在其主席欧洛希奥·德尔加多（EulogioDelgado）的领导下积极游说外交部，促进秘鲁的时间统一。在像利马这样的大城市里，市政、邮局、火车站，以及其他公共时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同样的“不规则性”也困扰着其他城市。政府需要介入，以“防止人们感到迷惑”。3为了选择一个时区，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碰巧的是，东海岸遵循的UTC-5时间大致穿过秘鲁领土中部，这让这一时间很适合安第斯国家。随利马地理学会的倡议而来的，是比格林尼治时间慢5个小时的时间于1908年6月得到了采纳。新时间的执行和实现并非毫无阻碍。1910年，据报道，位于秘鲁东南部库兹科（Cuzco）那座宏伟大教堂里的时钟—“这是我们在埃尔库兹科（ElCuzco）唯一拥有的、以掌控公共部门的标准时间”，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言—受到了损害，超过一周停止运转。当地市民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信任另一个可用的替代品—市政府的时钟，“它总是与此前提及的那个时钟不一致”。一篇对库兹科的时间灾难进行描述的文章的作者，督促市政当局认真对待政府于1908年通过的决议，并在全国强制推行统一时间。只有在更有活力的时间政策的帮助下，在未来才能有更多可靠的时间，并且防止唯一信任的某个时钟的停摆引起的混乱。31
在巴西，政府将国家作为现代化引擎的治理动机，与国家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汇合一处，推动了对统一时间的采纳。回到1884年的本初子午线会议，巴西代表受命于佩德罗二世皇帝（Emperor PedroⅡ），在投票时与法国站在了一起。路易斯·柯尔斯（LuisCurls），这位里约热内卢帝国天文台（Rio de Janeiro's Imperial Observatory）台长则走得更远，彼时，他投票反对将格林尼治当作本初子午线，而非像法国那样弃权了事。与法国代表一样，克鲁兹在解释投票的理由时强调了需要中立的子午线，而不是一条贯穿具有国家意义的地方的子午线。可能是巴西与英国在奴隶制问题上进行的一场持续不断的冲突，使得唐·佩德罗（DonPedro）站在了法国人一边；或者，这仅仅是一次抑制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且间接地抑制其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和金融方面非正式力量的努力。此外，法国和巴西的天文学家在那些年中联系紧密。1874年到1881年间，里约热内卢的天文台由法国天文学家埃马纽埃尔·利艾（Emmanuel Liais）主持运行。 32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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