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微弱的失败导致一个委员会接受任命，负责从广泛的团体和职业当中收集关于这个提案优缺点的证据。对在炎热的热带气候下的健康和娱乐生活的担忧也推动了对一个带有夏令时优势的平均时间的采纳，而这一担忧曾经促使德国行政人员在20世纪初采取行动。如果时钟提前半个小时，殖民地的欧洲人口就能在工作结束后和黑夜降临之间多出半个小时的时间。负责夏令时的委员会解释道，“医学证据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并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在热带地区，“普通个体需要大量的锻炼，而每天晚上的娱乐都会带来可观的收效，这些收效以精力、健康和活力的形式呈现”。
如同数年前的欧洲，反对意见倾向于通过采取不同于法律上强制调快时钟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结果。为什么不通过法律勒令商店在4点半而非5点关门，因而可让员工“获得他们亟需的锻炼”，反对意见如此问道。“一名议会成员，德拉米尔勋爵（Lord Delamere），一个在肯尼亚有影响力的英国殖民者，他还在为将时间理解为一个抽象的、移动的网络而努力。德拉米尔提醒道，在新时间制度下，职员将不得不在早晨7点30分而非8点开始工作。就像他在欧洲的同时代人一样，在德拉米尔想象的时间制度中，吃饭、睡觉，以及其他节奏都是固定的。在上午早起1个小时后，人们不能提前吃饭和睡觉。到了1928年，欧洲人仍在同抽象时间的种种特征搏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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