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围绕时间的冲突也会从记号和计算的变化中浮现出来。英属纳塔尔殖民地的祖鲁人（Zulus）在计算月份时以月亮和星星为凭依，并且把一年分成13个月（moons）。一个周期大约28天，随后是一个月际(interlunary），一段无月时期，在此期间，人们敬重黑暗，并且放弃工作。殖民地官员、雇主，以及当地工人围绕着工人何时应得到报酬频繁发生冲突，因为欧洲的月份遵循的是不同的计算方法。除了雇主之外，殖民地的传教士最为渴望让土著居民改宗，贯彻基督教的惯例和仪式。像位于开普敦的勒弗戴尔（Lovedale），由英国传教士管理的教会学校，由一套工作和学习紧密结合的生活规则管理，在那里没有“空闲”时间。通过输出他们组织时间序列和使用时间的方法，传教士深深地干预着土著的语言和想象。让和约翰·科马罗夫（Jean and John Comaroff）展示了英国传教士是如何系统地寻求改变南非土著茨瓦纳人（Tswana）的基本生存方式的，例如工作、住房，以及衣着。重组土著时间一直都是此类努力的一部分。一开始，其目的主要是赋予土著日常生活一种节奏和结构，从而打破“原始”社会永恒轮回特性的单调循环。考虑到殖民地国家引用官方时间的不完整性和不稳定性，殖民地劳工制度和殖民地学校教育的残忍，至少是在最初的时候对非西方社会中真实与想象的时间构成了一种严重侵犯。
除了殖民地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对统一时间的缓慢接受，冲突是时间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另一肇因。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占领，以及随后脱离外国统治的独立，都是时间变革、夏令时推广等事件的强大动因。官僚机构确认的时间迟些时候才得到采纳，但总是变动不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于1916年引人雅典时间（Athens time）作为国家的平均时间，它比格林尼治子午线的时间大约快上一个半小时。1919年，战争结束后，希腊改为UTC+2时间。数月过后，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高级专员宣布，土耳其（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一定要在这一年引人夏令时，并且希望看到希腊如法炮制。盟军在一个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地区之间的频繁互动，使人们建议为方便协调的目的而采纳公共时间。希腊当局表示拒绝，并在精心准备回复的过程中获得了希腊国家天文台（GreekNationalObservatory）的帮助。2有一段时间，希腊与土耳其围绕东地中海的影响力、领土、人口，以及边界大打出手，政治原因肯定在说服希腊拒绝“土耳其的”夏令时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几乎还没过两周，希腊军队入侵并占领了安纳托利亚爱琴海沿岸的士麦那。作为大量希腊东正教信徒的家园，这座城市为希腊对奥斯曼土耳其领土的主张提供了佐证，这一志向是由盟军在战争时期对获取领土的承诺培育出来。大约一年后，希腊依然占领士麦那，其领土主张仍未得到解决，驻君士坦丁堡英国高级专员再次下令要遵守夏令时。士麦那的希腊当局拒绝执行他的指示，理由是会给城市居民带来不便。 53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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