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区域为基准的平均时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揭示了全球化的极端不均衡性。以领土为范畴对平均时间加以运用，不仅是拖延的、时好时坏的，而且它的传播还没有方向性，经常是在脑海里有着本地与国家（有时是地区）目标的当地官员的倡议之下进行的。在这个方面，统一时间的错综复杂，就像时间在诸如德国或法国这样的国家之中的迁回旅程那样，在那样的国家里，单个区域和城市在全国时间变更最终合法化以前，就采取措施引入了新的平均时间。同样，科学协会与社会也通过提醒殖民地和国家政府官员引入统一时间的可能性，充当着时间传播的媒介，正如他们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所做的那样。在19世纪浮现出数不胜数的、其目的是说服当权者统一时间的业余科学、地理，以及历史协会的成员为之争论着，这体现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对一个在不断缩小的，由即时通信、快速交通，以及普遍的相互关联性构成的世界的召唤。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通往抽象时间的.且多半经过平均分配的24个区域（even-shapedzoncs）构成的网络，以及源自当地的行政人员与立法机构那些频繁而不稳定的变更的有形道路，与对相互关联性的感知与召唤完全背道而驰。在国家与地区一体化的考量不再与全球考量相悖以后，主要基于格林尼治的统一时区最终传播开来。只有在现代化动力、军事与航空利益相结合之后，仍然待在一个如今得到广泛使用的体系外部将变得愈发麻烦，时间统一才成为现实。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为19世纪晚期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的平均时间进行辩护的国际主义运动就已褪色。在没有国际主义站在自己这边的情况下，统一的时间取得了成功。这暗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正在缩小的、注定要有统一时间的世界的必要前提，那就是一种从欧洲和北美的视角解读世界的方式，这种世界观与19世纪下半叶密切相关。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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