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文表（astronomicaltables）的帮助下，发现海上本地时间是可能的。真正的问题则是知道在国内参照点那个时刻的时间正好是多少。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一些在启程时设定好目的地时间的海上计时器和摆钟，终于足够强大到能够在航行旅途中保持原始时间的准确。2英国经度委员会（Board of Longitude）是改进计时、表格，以及地图背后的主要赞助者。由此产生的制图学方面的进步，使英国地图制作者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羊。虽然很多种子午线还在使用，但是其他国家的制图师开始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自己的制图的依据。19世纪，不同领域的科学会议开始着手解决子午线繁多的问题，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记录时间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27
基于涉身其中的科学家和科学机构留下的档案文献，时间系统改革这一历史，其主角似乎是卓有影响力的天文学家、在天文台工作的科学家、大地测量学家、测量员、数学家，以及铁路工人。他们相聚在国际会议上——这些会议中最有名的是1884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交流有关全球范围内记录时间的想法，选择了一条本初子午线，设计了时区。28虽然这些故事是对激发了科学家们对时间进行不同思考的网络和环境所作的令人着迷的叙述，但这些叙述应以多种方式展开。在19、20世纪之交的时间系统改革是一个全球现象。传播通用时间背后的动力与随后形塑了时间系统改革、有关时间的观念的流动、变形，以及非西方世界各个地区同时出现的关于相同时间概念的表述，无法在一个国家的视角下（无论美国的或法国的）予以体现。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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