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一部过于侧重在各国际会议和诸机构之间奔波的专家、科学家，以及外交家的时间改革史，可能会曲解时间系统改革的本质。欧美有关时间系统问题的专家们，一定想象着自己的改革计划将延伸至本国以外。他们记录时间的方案将全球涵盖在内，而改革后的时间系统会是“普遍性的”，因而不会拘泥于具体的社会和世界区域。但经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后会发现，这些学者、外交家，以及科学家，都在高扬一个相当狭隘的全球概念。在世界标准时间（world standard time）、世界历法（worldcalendar）、世界语（world language，Esperanto），抑或世界邮政联盟(world postal union）等表达中包含的“世界”，指的都是欧洲和北美。那些注定在全球改革计划传播与采纳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除少数例外，都是西方世界主权民族国家的代表。29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改革者，或是聚集在国际会议之上，或是创立种种国际组织，的的确确在各种改革项目当中积极地思考着非西方世界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心灵格局显示出其他一些偏见，反映了帝国时代中的利益与权力圈层：北美人习惯性地盯着西半球与拉丁美洲；满脑子帝国想法的英国人，则将澳大利亚或印度当作大英帝国错综复杂的世界中两块不同的基石。
或许因为美国官员对拉丁美洲于美国利益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思索，欧美专家留下的档案把我们指向了围绕在该大陆采纳全国平均时间而产生的争论；也或许因为英国科学界怂思伦敦的政府官员，给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赋予一个更加“文明的”平均时间，档案也把我们指向围绕印度时间改革问题的争论。而黎凡特的改革者，以及同一时期中国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一穆斯林同时明确提出的历法改革计划，其中关于时间改革的各种观念的变动、随后的挪用与转型，几乎被这些档案无视了。因此，在1900年前后欧美人为其全球计划而在心中所设定的世界地图上，这些大陆仍是一片空白。这并不是说，英国无人想到非洲，抑或美国无人思考亚洲，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时期为征服非洲而进行的“抢夺”，以及将美国的“西部”边界放到了亚洲和太平洋，这些行动都与这种假设背道而驰。但是，当国际主义者在讨论全球治理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改革的计划时，某些社会在对话中看起来更得心应手，而其他一切本来可能同时会参与相关讨论的社会，则因其不适合（因其尚未准备好参与到这些辩论之中）或不值得进行合作，而被排除在外。讲述时间改革的全球史（以及全球性的其他话题）的来龙去脉并非要进行无所不包的、没有遗漏的叙述。但对知识和权力等级进行再现的风险，作为本书所研究的进程的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时间改革与其他横跨几个大陆的发展进程的全球史，必须在策略上抵消这些扭曲。这样的历史不能简单地遵循时间改革问题上的官方思维。平衡帝国时代盲点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构成1900年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单位和尺度上跟踪有关时间或其他任何事物的观念的流动与表达—广义地说，包括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海外帝国，多民族的、没有完全被殖民的陆上帝国，城市，以及国际组织，这些是最核心的类型。对研究现代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而言，对“‘全球’和国际’意味着什么”这个间题进行概念化，那些对普遍性问题进行思考的人的位置便会被引起关注—不同地方与社会的历史行动者思考并构想“世界”所依赖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西欧民族国家如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近期成为殖民地的亚洲和非洲地区；长期属于英国的印度；欧洲在拉丁美洲的非正式利益范围；垂死挣扎的奥斯曼帝国的外围贝鲁特市区；以及诸如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这样的国际组织；对它们而言，时间系统改革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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