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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世纪末，英属印度已经成为帝国的关键部分。经济上，英国与印度的贸易顺差抵销了与德国、美国的贸易不断增长的赤字，使得英国和印度都变成一个有着多边关系的复杂体系的中枢。军事上，印度军队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储备，不仅是为了确保英国在次大陆上的统治，而且，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它在亚洲全境的利益。财政上，印度的收益帮助释放了伦敦市的资源以用于投资其他地方，此外，还促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金本位制货币体系。然而，哪怕是在这里，大英帝国的心脏，殖民地国家也只是较晚且勉强地统一了其治下正在使用的几个时间体系。
如果说殖民地的英国官员行动迟缓，那么，同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的科学组织和协会则热切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只有在这些组织的刺激下，英属印度政府才在按理说是帝国基石的地方实行了单一时间。一旦它这般行事，其部分子民的反应可谓饱含敌意。平均时间在整个印度的引入，与英国人在印度制定的其他一些多半不受欢迎的措施相一致。新的时间体系激怒了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他们正小心翼翼地开始描绘未来印度的自治（self-government）。有一座特殊的城市成了英国当局和殖民地社会之间长期冲突的舞台：孟买，一个位于印度次大陆西海岸的商业与知识中枢。时间变革，以及与英帝国统治者强加的时间的接触，使得当地城市身份、全球一体化，以及民族共同体和民族主义者共同体的锻造之间出现了可见的、不同规模的相互作用。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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