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重要的是，与专家、天文台，以及国际组织的档案内容相左的政府档案描绘出了一幅在时钟时间和历法的法律执行方面的不同画卷。从这个角度来看，专家投入甚多的1884年华盛顿特区会议，看起来并非一个终点，而是时间改革的一个不起眼的、很快就被人彻底遗忘的开端，它大体上毫无影响力。对平均时间系统的采纳来说，1884年的会议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时间统一的进程一直拖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很不稳定、危险重重，而且充满了机能失调的问题，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和北美之外，根本不存在时区系统，在20世纪中叶以前，甚至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平均时间，这比现存的学术研究所认为的大约要晚五六十年。毕竟，在设计一个全球时区的方案方面，科学家心中所想的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确保那样一个有关时间的法律得到执行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以及对准确时间精准地进行全面分发所带来的后勤挑战，则是花了数十年方才得到克服的苦差。更关键的是，一旦时间系统改革在科学家和天文台运行人员的圈子之外得到讨论，对立法者，以及至少接受一定程度教育的官僚来说也是无比困难的—因为他们需要将时间想象成抽象的、空洞的，不受自然节律和太阳运动的束缚。关于改革时钟时间与历法的讨论、关于支持和反对这些改革的争论，揭示了比一直以来所承认的、时人对时间的看法更多的内容。
更复杂多样的档案还进一步指出，在19、20世纪之交，时间系统的改革和转型具有多个维度的意义。时间改革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侧面，比起国际会议和天文台，以及它们对标准时间的讨论，更居于故事的核心。科学家、天文学家，以及铁路工作人员，或许把精力集中在了精确度和测量上面，其目的要么是决定经度，要么是时间表的设计。但是，政府官员，大批新闻记者、宣传家，以及自称“专家”的人们懂得，时间对社会运用和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时间体验有着政治上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头十年开始，政府官员和其他专家越来越关注平均时间与太阳时之间的偏差，以及对日光（daylight）的极为谨慎的运用。欧洲和美国的行政人员开始担心起节约日光来，并谴责对日光的“浪费”，尤其是在夏季数月。相较此前他们眼中关于平均时间的讨论，如今的时间更加明确地注入了社会观念和意义。夏令时的采纳改变了人的行为，鼓励了特定的时间体系的活动与运用，而打击了其他时间系统，因而受到争议。在工人阶级不断扩大的时代，更民主的政治参与成为现实，并且对某些人来说成为一种威胁的时候，夏令时被誉为锻造优秀公民的权宜之计。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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