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幕后推动这些努力的是加齐·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GaziAhmed Muhtar Pasha），曾经的奥斯曼驻埃及高级官员，他教过数学和天文学，还写过关于计时与历法的著作。181910年，穆赫塔尔帕夏回到伊斯坦布尔，带着一份提案来到奥斯曼议会的上议院，提案提议要强制在所有公共时钟和清真寺使用的时钟的钟面上，在alaturka时间旁边显示欧洲平均时间，但是提案没能走远。1912年，奥斯曼帝国最终在军队和文职部门采用了欧洲时间。1912年和1913年的巴黎国际时间会议之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无线电报站每天都接收到从巴黎发出的时间信号。然而，哪怕在伊斯坦布尔的权力中心，至少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时间的传播一直都是零零散散的。 19
就其确立的程度而言，格林尼治时间是在1917年随着法国士兵的到来而被引入贝鲁特的，而且可能是在其后几年中作为法国委任统治的一部分正式得以制度化。2°不过，正如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是30年代出版的年历和日历所表明的那样，UTC+2时间的实际执行势必停留在表面。这类出版物首先诠释了何为平均时间，何为贝鲁特时区。此外，许多年历和日历还列出了在格林尼治（有时是巴黎）的正午时分，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包括贝鲁特）当地时间是几点。正如在其他地方那样，在贝鲁特引人平均时间仅仅是增加了另一个层面的时间，而没有压制各种当地宗教与世俗层面的时间。21
时间的全球史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发生在1908一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成功迫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恢复宪法，并重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译者注
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体系的官职，通常是总督、将军与高官，大致相当于英国的勋爵。——译者注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