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一经通过，优素福·阿夫蒂姆斯（YussufAftimus）就被指派负责监督钟楼的建设。阿夫蒂姆斯曾是叙利亚新教学院的毕业生，如今担任市政工程师，他在完成组约的联合学院（UnionCollege）的研究生学习后，曾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way Company）和通用电气公司短暂工作过。随后，阿夫蒂姆斯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设计出了奥斯曼馆和波斯馆，被普遍视为奥斯曼建筑风格的专家。贝鲁特的新钟楼醒目地伫立在该城奥斯曼行政主楼和军事大楼的前方。就像阿夫蒂姆斯本人，这座奥斯曼钟楼体现了各种风格以及东西方传统的融合：塔楼有四个钟面，其中两面使用拉丁数字，另外两面写上阿拉伯数字。即便是根据19世纪全球性城市的标准，贝鲁特的时间多元化可能也是特别的。但是，一些地方的多宗教和多种族的混杂表明，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的多样性因素。在这些地方，时间多元化是一种日常体验。”
截至20世纪初的数十年，贝鲁特尚未面临奥斯曼帝国或者欧洲殖民国家制定新的标准时间的压力。奥斯曼官员们一直在考察各种各样与时间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些措施暂时没有一个获得通过。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背景下，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开始讨论用欧洲时间替代“土耳其”时间。在此次引导奥斯曼帝国往宪政方向发展的尝试之后不久，一个委员会考虑废除奥斯曼财政历法（Ottoman fiscal calendar，一种特殊的历法，每年始于3月份，用于计算薪水以及其他官僚目的）并且采纳欧洲时间，但是内阁没有同意。
第五章 对时间管理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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