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和黎凡特地区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在那里，逐渐&延的殖民化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却尚未遭到类似英军占领埃及那样的具体行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埃及，对时间与“时间的价值”的类似迷恋广泛存在着。1911年，一位埃及作家易卜拉欣·拉姆齐（IbrahimRamzi），出版了一本书，它与斯迈尔斯的《自助》（Sirral-Najah，译为《成功的唯一秘诀》）的阿拉伯语标题呼应，这本《成功的多个秘诀》（Asraral-Najab，英文为The Secrets of Success）专门有一部分以“时间诚可贤”(al-waqtthamīn）为题，就如何成功从事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给出了建议。拉姆齐在给出一般性建议时会不时停下来，转而评论起是什么让埃及的“外国人”逐渐控制了这些部门的，以及埃及人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支配地位。但随着英国人扎根于斯，埃及人更加频繁而公开地批判诸如铁路、有轨电车等技术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时间的工业化。在黎凡特地区，评论家不那么动辄批评，而是督促市民同胞更加公开地把欧洲的“武器”用于反对帝国的蚕食。就连在贝鲁特和埃及之间，具体的地方政治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定义着时间全球化的条件。 93
女女★
在某些情况下，阿拉伯作家对自己所属社会抱有的期待则是对欧美在时间上的各种做法的策略性模仿；在其他情况下，当术语的微妙变化突然打开了一种既源自本地，又能以某些欧洲概念无法企及的方式与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产生共鸣的新思路时，传播的轨迹变得更为复杂。各家报纸针对日落时间的讨论，表现出对时间的展现、时间的管理，以及时间的真正指向的好奇心，这与阿拉伯世界的作者们描绘的本土社会的形象不符。至少有读写能力的公众对时间议题非常认真，而没有暂时性遗忘。阿拉伯改革者们对浪费时间的担忧跟威廉·威利特对浪费日光的担忧一样。挥霍时间的东方人这一主题，更可能来自欧美人自己的想象。时间的多元性构成了诸如贝鲁特这样的全球性城市的特征，它要求进行比较，要求对不同的测量与利用时间的方式进行调查。丰富多样的印刷品—报纸、杂志，以及数不胜数的宣传单和小册子—再一次充当其他地方有关时间的观念和信息的传送带。当地的学者、记者、编辑—简而言之即改革者们—高度关注所有他们能获取的关于英国或法国在计时和时间分配习惯上的创举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改革者们随后会对这些内容进行剪裁，以适应黎凡特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实际情况。这些实际情况强烈要求迎头赶上，要求使“东方”文明在时间上更靠近欧洲文明，尤其是在时间管理的帮助下。时间—经过混杂和适应的—只有通过与其他的、全球性的时间进行比较，才能获得意义。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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