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迈尔斯的著作在英属印度取得的商业成功超过了黎凡特地区。早在1869年，斯迈尔斯就收到一位“马德拉斯绅上”的来信，请求允许重印其著作中的多篇文章。1912年，其作译本就有古吉拉特语、印地语、马拉地语，以及泰米尔语，可能还有乌尔都语（Urdu）译本。斯迈尔斯的其他一些作品，尤其是《责任》（Duty）和《性格》（Character），在次大陆同样非常畅销。学校师生是其作品的主要读者。达卡（Dacca）一所学校的校长就曾请求获准编辑斯迈尔斯著作的“最佳”读本，它将包括其每部作品中的一部分。加尔各答的一位书商也提出过编辑一部斯迈尔斯作品的英语读本，其中500本会分发给孟加拉各校的负责人，用于英语教学。1906年前后，这种来自南亚次大陆的显著兴趣促使穆雷父子出版公司（Murray&Sons）为印度市场推出了一份特别版，它由略微便宜的纸张和材料印制而成。 89
无论是在黎凡特地区还是在英属印度，斯迈尔斯的作品在全球范围获取的成功和激发的兴趣，都不能仅仅用经济成功和物质利益的吸引力来解释。斯迈尔斯的作品出版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或许确实是一份旨在支持自由放任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liberalism）的声明，正如他往往被人阐释的那样。但是对他的阿拉伯读者来说，斯迈尔斯提供了一份方案，也即通过个人的时间管理与个人的普遍努力来实现民族自强。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者当中，斯迈尔斯也广受欢迎，这个事实表明该国对此有着类似的解读。毕竟，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以来，日本已经着手于实行自己的改革方案，富有策略并选择性地吸纳欧美的科学、法律、军事组织，以及其他上层建筑。充当民族自我改造手段的《自助》，可谓一种全球现象。斯迈尔斯给全球范围内的主要领导者提供了在内部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在像贝鲁特这样的地方，时间因此呈现出民族与文明的功能和意义。 91
第五章 对时间管理进行比较
“版权”，此处原文为rights，与现今的“版权”（copyright）存在一定区别，至少是在强制执行力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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