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和政府机构的时间，法国和德国的故事还促生了有关时间改革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要义—种贯穿于19世纪时间重组之中的逻辑。在法国，国内钟表产业设法将对正确和精准的统一时间的高度关注，转化成一门在惜时和守时的意识形态下蓬勃发展的生意；在德国，关于时间的讨论则较少涉及其准确性，更为常见的是有关时间改革的社会影响有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于是，将行政人员的利益合理化与时间改革的社会性及文化性动机相互重叠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二者不可分离。
起初，德、法两国各自围绕时间主题所展开的政治活动，都不曾留意对方的所作所为。而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了变化。欧洲列强之中增长的敌意，特别是德法关系的恶化，在时间政治上也留下印记。国际主义者的集会和会议现在变成德法竞争的战场。然而，民族主义并非让时间改革脱离国际学会和全球计划的唯一因素。虽然民族主义是全球平均时间传播的中心，但区域政治也改变了时间的重组。通用时间就民族性或民族主义而言的意义及功能，不仅得到政府官员和官僚的认证，还往往满足了对于统一平均时间的地方性需求。这种在不同层面的推拉，不平均地、在多层次上合力促进了平均时间的传播。这种嵌套的、多向的运动，不仅成为时间统一进程的特点，同时在广义上也是国家建构的特征。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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