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自我反思式对全球环境的自觉关注，使得许多人都呼吁采用更统一的计时方法。“所有人，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关联”成为国际主义者讨论的共同主题⁸。史丹佛·佛莱明（SandfordFleming），一位率先倡导世界时区系统的加拿大籍苏格拉铁路工程师，谈及消除了距离的“蒸汽动力和电力的双重作用”，使得改革成为必要。在19世纪后半叶，科学家和其他统一时间的倡导者采取了普遍主义的语言来塑造国际科学交流。
此类叙事的一例，是德国文学文化协会的官员以这样一种言辞描述他们倡导时间改革的动机：“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以为傲的伟大成就是克服空间隔离—无论是借助望远镜来穿透那最遥远深辽的宇宙；还是在地球上，通过电线传播思想；或者是人口货物乘坐着蒸汽之从一地前往另一地。人类相互馈赠思想的礼物和物资的努力，交换全球各地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财富的努力，使得克服万难来推进这些活动的需求，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努力，”作者们继续说道，“不能忍受阻碍”，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它将与不参与其中的人斗争，使得后者承认反对它是有罪的”。殖民征服和非正式的帝国控制是对阻碍全球化进程的必然反应。作者们观察到，“旧世界的西方人及其新大陆的后代，正在以强制性条约或对方‘坚拒共处’（persistent incompatibilities）的名义，要求进入马达加斯加郁郁葱葱的荒野和奇怪而令人钦佩的日本”。这种以进步为名义的对强制性“全球化”所做的辩护，预示了1899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以与文明“相伴而来的残酷”之说辞为由，对美国在菲律宾进行的军事干预进行的辩护。普遍主义的申明很少如此自得且公然地与威胁紧密相连，但普遍主义从不是中立的，并且有关世界相互联结性的讨论超出了公正分析的范畴。全球化不仅是自我反思的，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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