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时间的国家性及地域性名称之外，平均时间的发明也被用来满足本地功能。简化官僚主义和改善政治及地缘政治单位内的人口的尝试，从来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当在某一国家内部推行统一时间时，令人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参与者都在同一时间对消除当地时间产生了兴趣。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并非只有国家或联邦政府专注于创造统一时钟时间的景观，还有市政机关。例如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等城市，官员们开始思考将这些都会城市展示的众多公共时钟加以同步化的解决方案。对同步问题的一般解决方案包含一台所谓的主时钟，其通过电力依靠附近的天文台得以矫正，以及许多通常称作“从时钟”的钟表，与主时钟相连接。维也纳城市时钟系统的推动者将这些装置描述为一种模式，通过这个模式，“无论有多少时钟，它们都不再作为独立的时钟，而变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就组成了有一位国家元首在其上的一个巨大的“钟表王国(Uhrenstaat)"。 25
将城市当地时间同步化，为国家统一时间提供了重要动力。巴黎是在19世纪70年代安装同步系统的最早的城市之一。这个系统选择了一个复杂的气动机构，该装置作用于主时钟，但通过地下管道传送到从时钟网络的不是电脉冲（electric pulse）而是蒸气压力（steam pressure）。对任何一个这样的系统来说，气动的时间同步都容易发生故障。巴黎的档案记录了由断联和其他间题引起的故障26。因此，面对这些挑战，地方政府有时比国家政府更坚定地为其城市推行统一的国家时间。当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不同铁路开始采用比格林尼治时间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之时，周边地区的城镇也开始独自采用这种新时间。因此，少数奥地利，德国城市和一些法国的小城市在国家统一时间之前就拥有了全国的时间标准。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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