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义》（“Time,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汤普森认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工厂工作规模的增加导致人们放弃了所谓“任务取向”（task orientation），即“根据执行特定任务的需要而对时间进行组织”，而普遍都无视执行这些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在任务时间下，工作是不规律的；一些劳动，例如在收获时收割玉米或在牛产奶时挤奶，随后是不太密集的工作，或者甚至就是农闲，直到由自然节律决定的下一场活动开始。
如同汤普森认为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业工作，并且在作坊和工厂中，在配备了钟表的工头监督下工作之时，任务时间让位于一个内在化的时间取向（time orientation），那是一种将统一工作小时作货币化理解的时间观念。清教徒的伦理也在宣讲节约时间。时间不再是简单地被度过，而是成了可以花费的货币。依据这样的解释，机械计时器的猛增和资本主义的同步工作节奏造成的外部时间，与将普通人引导到一种“时间取向”的，充分意识到时间价值的生活所需要的内在的、智力上的和精神的能力之间，存在一种隐含的关系。汤普森并没有明确提及“抽象”时间，如同穆伊什·普斯通解释的那样，汤普森认为的“任务时间”与“时间感”的并列，与普斯通自己所谓“具体”与“抽象”时间的提法是部分一致的。但普斯通和其他追随汤普森步伐的学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采取平均时间代替太阳时间，是从任务时间转变到现在所谓抽象时间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如果汤普森和其追随者是正确的，那么在20世纪初期，白天与黑夜、太阳与季节、正在消失的夏天的露水，这些节奏在人们的“时间感”中已不再具有意义。但如同夏令制的历史所展示的，工作节奏、时间意识或想象抽象时间的能力与外部的机械钟表时间的联系，同一些早期著作所表达的观点有着细微差别，并且沿着完全不同的时序发展。
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之交有许多时间共存，其中大部分是沿着非正式的，常常是沿着横向的轨道移动，而非从全球到区域这样纵向地渐渐渗透。就算在一个国家内，抽象的平均时间的传播仍旧是分散的，并且自上而下实施的有关时间的法律执行起来十分困难，而且对社会行为和心态的影响很慢。反而是（在这里也是这种情况）多种时间制度同时存在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在德国、法国、美国还是英国，仍旧是太阳时和其他自然韵律的时间塑造了对时间的社会想象，就算是在口袋钟表更加廉价、公共时钟更加完善、工作小时被清晰描画出来的时代也是如此。而一个正在扩大的工人阶级和正在增加的白领工人力量，即使受到了工厂和商店小时所需要的时间规训的灌输，也没有使得自然韵律完全消失。工业资本主义似乎受益于节约时间和时间规训的观念。然而，它并不需要抽象时间，甚至不需要广泛可用的准确时间来征服全球，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利润。
时间的全球史
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