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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时已经酝酿了几十年。立法的尝试穿插着激烈的辩论。一种永久性的规章制度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夏令时依然被不断地质疑。即使在显而易见的程序性问题—立法是否确实是规范人们运用时间的习惯的适当举措—之上也没能获得一致同意。这些质疑是有力的提醒：时间不像其他事物那样可以成为法律的主体。对时间的体验所具有的象征性、高度私人化和个人性，使其不同于立法相关的其他领域，也不同于作为19世纪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的国际化和标准化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夏令时法令不时会被批判为一个政府过度干预个体的私人和社会生活的例子。这些批评认为，与其让法律规范人类行为，不如由私营企业安排提前上班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观察者》（The Spectator）的读者写信给这家英国报纸抱怨道，威廉·威雷特的夏令时计划“让我们按照国会法案起床睡觉。对个人来说，我喜欢选择自己的时间做这些事”。那些反对鼓励早起的立法法案的声音，还指责那些需要法律的人是“那些大腹便便无法从床上爬起来的百万富翁”，或者“一个有此爱好的有钱有影响力的小集团”。这暗示着，辛勤工作的普通人不需要这样的谎言。
那些主张夏令时的人用各种社会改革的话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时间的法律，也是另一个“纠正”人类行为，并引导和设计社会走向期望的方向和构架的工具。作为这样一个例子，夏令时被宣称有助于戒酒事业。酒吧主要在入夜后生意兴隆，因此延长的白天将留给下层阶级更少的时间沉迷在工作后的狂饮习惯之中。最受社会卫生家和公共卫生倡导者欢迎的另一个话题是神经健康和神经疾病。夏令时的支持者认为，“年轻人的神经紧张”正在增加，“唯一真正的解毒剂”是新鲜空气，而在夏令时制度下，他们在放学后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新鲜空气2。
时间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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