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工会活动、半天假期运动和政府立法的结合逐渐减少了工作时间，并在一周的工作中规定了休息时间。一周工作六天，甚至星期六半日假期在许多行业中变得更加普遍。此外，工资的实际增加，使得消费和休闲成为可能，这使得更多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有了额外的收入用于娱乐29。自19世纪晚期以来，俱乐部、协会、音乐厅和适度的铁路旅行等大众商业化休闲甚至对工人们来说都成为现实。同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在海边度假村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在公园或公共花园散步，在百货公司购物，参加越来越多的体育运动，比如打高尔夫球、网球和板球30。工作与休闲的明显分离，促使不同层次的社会改革者尝试激励工人们沉迷于“理性休闲”活动，并引导他们远离小酒吧和其他无聊且充满诱惑的场所。在1867年和1884年的两条法案将公民特权扩大到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男性之时，男性工人阶级的娱乐习惯成为改革主义者的目标，这并非巧合31。
鼓励工人休闲，其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从保守的社会改革家关于进步、禁酒，以及家庭价值，到提供给工人阶级选民有用知识的政治目的，再到关于工作场所健康和生产力的慈善和关心。尽管如此，类似关心工人福利和娱乐的观念的五花八门的动机仍然吸引了政治家和社会生活分析人士的注意，那些声称代表工人利益说话的人坚持认为，应为工人阶级提供夏令时的娱乐和医疗福利。“我们知道，由于缺乏新鲜空气和阳光，在城镇中我们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英国议会的一名成员这样警告说，“因此，居住在城镇里的数百万人，那些在造船厂、高炉车间和铁厂工作的满手老茧的孩子们，实际上是一致赞同夏令时的。”3然而，休闲和消费更显而易见地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在新获得的空闲时间里，最常被提及的活动是打板球、网球和高尔夫球这类典型的中产阶级娱乐活动。因此，批评家经常提醒说，夏令时真正的受益者不是工人，而是城市中产阶级”。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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