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口数量下降的时代，需要维持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一个健康的种族，儿童作为国家和种族的未来，被认为太过珍贵，不能留给仁慈宽厚的下层阶级家庭。虽然存在着这种对健康和种族的关心，但是妇女和“国家的母亲”（nationalmotherhood）却在夏令时和时间改革的争论中缺席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19世纪后半期进入职场，性别化的私人时间和家庭时间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战争年代，性别角色经历了更显著的转变，女性取代了那些在战争中被征召入伍的男性，最终让女性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在许多国家享有了投票权。然而女性时间从未进入关于时间改革的讨论之中，这主要是因为那些主张“理性”和准确时间的自我标榜的改革者都是男性，而他们宣扬的价值观被广泛认为是男性的特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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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夏令时的反对者在各种论据中表达了他们的批判。一位公民在1916年写信给内政部，抱怨在采取这样深远的政策之前未能征询民意。他写道：“改变真正的当地时间应该是可以被社会否决的，因为这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责。但我们没有一票否决它的机会。我反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通过国会推动这项措施，人们当然应该对于强制性的早起发表意见！”37其他人并不担心夏令时决定的民主性，而是把批评集中于国际金融资本的运作。在夏令时之前，伦敦证券交易所开放的最后一小时（3:00—4:00）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营业的第一个小时。而下午3点左右，纽约的价格通过电报送往伦敦。夏令时将切断大量业务办理的重叠期。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关闭之后，交易经常会在露天街头持续一段时间38。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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