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时间、工业工作、农业劳动和休闲的争论反映了社会对时间的态度，到了19世纪末，这个社会已经持有关于工作、娱乐和公共卫生的相当先进且广为接受的观点。除了集体的社会时间，许多评论者谈到了个人行为对时间变革的反应。这些言论的特别之处在于直到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人依然对时间变革持有怀疑论和保守主义态度。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典型的小时制的时区下，或许已经无法理解标准时间和太阳时间的差异。在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在最东端或最西端，最长可达半个小时的差异是很常见的，但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很少有人关心。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最让人担心的是，公众是否会真的遵从任何扩大了平均时间和“真实时间”之间裂痕的法律时间变革。农村生活和工作尤其被认为会直接忽略官方时钟的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认为，“无论时钟如何变化，农业和田园活动仍然受到太阳的监管”，“英国生活方式的任何根本变化都是无法预料的”。持怀疑论者认为，“不管用什么时钟，农业和牧业的运作仍将受到太阳的监管”，而对“英国人生活方式的任何激进根本改变都是不可能实现的”。51
乔治·达尔文（GeorgeDarwin），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儿子，剑桥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对时间的改变发表了评论：“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现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将11点称为12点，这能取悦所有人并让这个变化得以被采纳。”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变化，继续使用格林尼治时间，因此时钟需要两个时针，而“认为下议院可以通过一种口头的手段改变整个社群的习惯，这是荒谬的”。乔治·达尔文继续说道，“我们在书写时间时不得不像俄国日历那样写成旧式和新式的”2。一位忧心忡忡的公众则描绘了另一种令人担忧的场景：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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