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接受这种观点，就意味着重新思考弗洛伊德的看法。弗洛伊德认为，所有失言现象都有它的动机源泉，如果我们充分掌握了所研究的个人的心理构成，这些现象原则上都可以得到说明。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假想中有条不紊的言说有着怎样的一副形象(是失言使言说者未能遵循这一形象)。我在此提倡的立场实际上完全与这一暗含的形象假设相悖。言说者在从事实践活动过程中须得全心全意地投入，才能产生“有条不紊的言说”。至少在日常会话的情境中是如此。“正确的言谈”与此类活动的其他许多特征一样，往往并非直接受到动机的激发，除非言说者本人是个播音员。必须顺带说一句，在有些时候，不太协调的言说也可能直接受动机激发。比如在哀悼场合里，失去亲友的人如果还保持平常标准的说话方式，别人可能会认为这人没心没肺。如果存在潜在的约束，要求人们表现出情绪上的波动，那么紊乱的言语或改变正常的言说方式也许能“成功地创造出”这样的状态来。[92]
如果说语言的绝大多数具体运用形式并非直接出自动机激发，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失言现象大多不能归诸无意识动机激发。如此说来，弗洛伊德的言语错乱说对于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对此我有以下建议。弗洛伊德的解释或许只适用于与他在建构理论时的设想相当不同的某些情境。在弗洛伊德看来，失言现象最可能发生在不经意的或例行性的情境之中，此时没有多少非说或非这么说不可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意识的东西很有可能像“破土而出”的种子，扰乱言说者的言语表达。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的成分其实最不可能直接影响所说的内容，而这种情况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在具有实质意义的本体性安全的情境中，人们持续不断地对熟悉的东西进行“反复深化”(regrooving)，这就是例行化的意涵，它也是人类对自身活动有效施行反思性监控的主要前提。行动者只有在特别留意自己所说的东西是否“完美无缺”的时候，才会加剧对实际言说形式的焦虑。这就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不得不面临的境况。人们在示爱之时也很有可能如此，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正好相反。我们还不难把“西诺雷利”的例子和一般的忘记正确名字的情况都看作受动机激发的现象。正确的名字具有其他词语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发错或叫错某人的姓名会导致人身冒犯，其他各种发音异常则不至于如此。因此，别把姓名搞错尤其重要，这一点或许意味着，比起其他语言事项来，对姓名的回忆会更直接地触及焦虑的来源。我已经指出，与此类似的某些东西也同样适用于咨询治疗这些日常接触。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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